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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香港一些聖誕標語以「Happy Holidays」取代了「Merry Christmas」，事實上，歐美世界於多年前已開始這個情況，一般解釋是不斷有新移民落地生根，所以作為多元化的社會，要「避免非信徒感到被人歧視」。反觀香港早已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，基督教也從不是主流，聖誕節的商業意味遠大於宗教意義。現在跟隨歐美潮流去取締「Merry Christmas」，多少反映人口結構正在蛻變，已有更多不同族裔的朋友成為我們在港的鄰舍。

但事實上，這不單關乎種族共融、經濟的問題。例如紐約Skoros v. City的教育部門曾實施政策，禁止學校在聖誕節公開設置具基督降生意義的裝飾，卻接受猶太教的燈台和伊斯蘭的星月標誌。相信連非信徒也會感到這十分荒謬，這些行動正在配合伊斯蘭的宣教觀——以不同手段「去基督化」，擴大伊斯蘭發展的空間。「聖誕快樂消失」對於當前差傳事工有何啟迪呢？

胡樂文牧師 總幹事 10月中旬，法國歷史教師薩繆爾‧帕蒂（Samuel Paty）希望與學生一同思考言論自由的 […]

取消（cancel），一個在新冠病毒出現後，至今仍常掛嘴邊的字眼。聚會取消、首映取消、音樂會取消、佈道會取消、周年慶典取消，甚至……都要取消！

但是「取消」卻漸被人騎劫，用以「對付」自己不喜歡的人。譬如某人發表一些非主流喜好的言論，他就會被人「取消」他本該有的資格。在美國，就有一些名人因說出跟主流觀點不同的言論：「黑人生命也重要」(“Black Lives Matter”)，他們就被圍剿，取消相關演出或合約。今天社交網絡發展越趨成熟，同溫層效應更加強人對自己信念的肯定，對不同意見減少接納甚至排斥，最後「暴民正義」於廿一世紀的網上重現，「取消」行動變成另一種很危險的文化。

按皮尤研究中心（Pew Research Center）的研究，到2050年，全球接近三分一人口會是穆斯林，而且穆斯林的生育率遠較其他宗教群體高，屆時全球年輕人口中，穆斯林比例可能高達40%，甚至50%。但按建道神學院2011-13年進行的「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研究」，青年宣教士所服事的群體中，只有7.5%是穆斯林。結果令人扎心，青年宣教士服事穆斯林的比例，遠低於實際需要。

受疫情影響，全球行動模式徹底改變，這對宣教事工亦帶來深遠的影響。例如：述職宣教士因簽證問題可能要滯港一段時間；除了講道，教會邀約同工主領的宣教課程、文化之旅、專題分享全部延期或取消；差會的祈禱會被逼暫停；接觸本地穆民的活動取消；疫情對經濟造成的打擊可能影響往後一段時間的宣教奉獻……

疫情只在發達國家爆發？
執筆之時，全球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累計確診人數已超過130萬，但數字主要來自歐美和中國。同時，有消息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已開始有爆發跡象，例如於三月底至四月初，非洲兩週內確診數字增加了五倍至約萬宗，印度十天內確診數字增加十倍至約三千宗。

去年年初，筆者曾在本會之月訊撰文，提及莊子「九徵」中的一徵：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」。即是將被考察者（對象）置於某一種危難處境中，觀察對象如何處理突發事件、應對危機，也評估對象是否能夠臨危不亂、處變不驚、持守節操。因為在當代的社會，要求為官者具備一種整合能力，包括經驗、學識、判斷力、執行能力等，當然也包括對節操的要求。面臨危機，對象究竟會臨陣逃脫，還是衝鋒陷陣？立見其德行之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