丁噹
國際主僕差會前駐中東宣教士
相信不少人會為伊朗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而感驚訝。這神蹟的發生除了有神明顯的工作、當地基督徒長年累月的生命見證和宣教同工多年的默默耕耘外，也隱藏著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：伊朗這一代厭惡了神治政權（theocracy）。事實上，不少研究發現今天伊朗人變得不那麼宗教（less religious），而且大多數人更盼望宗教和政權能夠徹底地分開。[1]
當有些人選擇改信其他宗教時，其實更多的伊朗人已經暗暗地成為了不可知論、無神論或無宗教人士。他們表面可能仍保存他們的宗教文化身分，但是心裡卻對宗教感到失望。雖然當年的「阿拉伯之春」沒有波及伊朗地區，但是民眾的心仍受到影響。在宗教領袖就是政府領導的國家，過去他們對糟糕的政府敢怒不敢言。然而，在過去幾年，伊朗其實也有零星的地區性示威，不少民眾開始決定站出來懷疑所謂「真主命定」的政權。為甚麼他們可以代表神，卻苦待人民？人民不能反對有問題的伊斯蘭教政權嗎？甚至，有人更質疑自己的信仰。同樣是穆斯林群體主導的國家，在埃及這片古法老的土地上，類似的故事其實也在發生。
埃及—穆斯林弟兄會的發祥地
在埃及現代史中，興起了很多強調「伊斯蘭教是一切事情的答案」的伊斯蘭主義團體。其中，穆斯林弟兄會（也有翻譯為「兄弟會」，內文互通地用；Muslim Brotherhood；阿拉伯文簡稱 “al-Ikhwān”）被稱為是「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大的、最有影響力的」團體。[2] 從它繁衍出很多不同的伊斯蘭主義團體，而它現在的影響已遍及全世界。可能有人會認為這是一個恐怖主義的組織，可是在2013年的革命前（尤其在中東以及北非地區），這個見解絕對不是主流的論調。
1928年，學校教師哈桑．阿爾巴納（Hasan al-Bana）創立了穆斯林弟兄會。在歐洲殖民地主義盛行的年代，一開始該會就擁抱兩個主要目標：「驅逐外國勢力，並將埃及重建為一個伊斯蘭國家」。[3] 這兩個目標至今仍然是當代弟兄會哲學的核心價值。因此，弟兄會相信實現他們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「回歸伊斯蘭教」。對著非穆斯林，弟兄會須要示範一種正確的伊斯蘭生活方式，並在他們中間傳播伊斯蘭教義（“da’wah”）。
在早期，穆斯林弟兄會開始傳講他們的信念時，得到不少蘇彝士運河流域和下埃及[4]的民眾支持。另外，藉著關注社區，弟兄會還不斷建立清真寺、學校、醫院、俱樂部或小型家庭工業等。後來，他們的會員更佔領了宗教、教育、社區和經濟的公共空間。到1953年，穆斯林弟兄會在埃及各地已經設立大約1,500個分支機構，估計有20萬至30萬名成員。多年來，弟兄會藉扮演社會中的幫助者角色和成為問題政權的替代方案，贏得許多埃及民眾的心。例如在1992年的大地震中，弟兄會就迅速地回應自然災害，為災民提供庇護所和醫療援助，而當時政府卻遲遲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去應對。
除了其積極的社會角色外，穆斯林弟兄會一直以來都是埃及最強大的政治壓力團體。透過他們在2011年6月成立的政黨──自由與公正黨，弟兄會支持的候選人穆爾西（Morsi）更在2012年革命後埃及總統選舉中獲勝。因著弟兄會多年來努力於社區工作，以及穆斯林民眾對他們的信任和尊重，穆爾西成為了埃及第一位民選總統。然而，他們卻未能維持這個局面很久，就與軍方進行權力鬥爭，最後更引發了2013年的再革命。學者們對穆斯林弟兄會失敗的原因提出了各種見解，包括他們組織的停滯和惰性，領導人在治理方面無能和缺乏經驗，以及無法與其他社會團體進行溝通和合作。然而，其中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原因卻是：因為人民都害怕革命後的埃及會「被弟兄會同化」。[5]
這不是沒有前科的，在1952年的自由軍官政變中，有人認為穆斯林弟兄會在幕後操控，並相信一些知名軍官如薩達特（Anwar Sadat）與該組織的特別機構有著密切關係。因此，在這時代穆斯林弟兄會擁有一定的自由度並蓬勃地發展。這個大約在1942年成立的特別機構，其目的是「對該組織的對手使用暴力和恐怖襲擊」。[6] 然而，請留意在1970年代弟兄會公開聲稱正式放棄暴力，並與其他極端主義團體割席。儘管過去有一些極端主義團體是從穆斯林弟兄會中衍生出來，但弟兄會的官方立場仍然是拒絕使用暴力。可是，在穆爾西被推翻之後，穆斯林弟兄會的年輕一代很明顯地在當前政權的嚴厲鎮壓下，開始懷疑過去幾十年的和平抗爭方式，這引致了會中內部分裂。而且2013年再革命後，穆斯林弟兄會已被埃及政府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，從此很多成員紛紛公開宣稱退會。另外，也有不少會員逃離埃及，其中有一部分人去了土耳其和英美。
總的來說，跟其他伊斯蘭主義團體一樣，穆斯林弟兄會不是永遠靜止不變的。在歷史中，他們在埃及民眾的支持度也有高低，他們也有極端和寬容開放的時候。
第二次埃及革命
直到今天，如何稱呼2013年數百萬埃及人走上街頭推翻首位民選總統的集體行動，仍然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話題。伊斯蘭主義者的陣營傾向稱其為「政變」，因為他們認為軍方是利用這機會去奪取人民的權力，從而損害了埃及的民主進程。可是，另一種觀點卻是將其視為另一次正常的「革命」（或稱為「再革命」），因為這是回應大量埃及人推翻穆斯林弟兄會友好政權的意願。軍方的行動也跟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政權時一樣，只是回應民眾的訴求。事實上，有估計2013年參與上街活動的民眾，比2011年的人數遠超更多。許多的科普特基督徒[7]和溫和派穆斯林也支持這是一個合法的「革命」。 例如，在2013年革命周年紀念日，塔瓦德羅斯（Pope Tawadros）科普特教皇聲稱2013年的「革命拯救了埃及，使其擺脫了前一年黑暗的混亂」。[8] 他強調埃及民族團結的語氣也是現時政權的官方論述。
曾經有一位溫和派的穆斯林向我解釋，為何他會跟一班埃及基督徒朋友在2013年上街推翻穆爾西，他指出這就是因為他不想埃及變成另一個伊朗。他認為人民仍可以反對極權政府，但當政府被冠以「真主命定」之名後，挑戰政權就立即變成了挑戰宗教。這個「罪」很多人也不敢當。因此，這個情況正正是大部分埃及人不想見到的。
在穆爾西上場後，埃及人民見證著當時政府是如何在那短短的一年內出現各種劣行，包括：只顧伊斯蘭教的權益、生活強烈被宗教化、排斥其他少數宗教、容許伊斯蘭極端組織的言行和宣傳、不重視女性權益。因此，就算是穆斯林群體中的溫和派也不想坐以待斃，最後他們決定要再行動。隨著2013年的革命結束，雖然埃及在民主路上不見有甚麼大進步，但是人民的心卻是明顯的轉變了。很多人不再贊同激進的伊斯蘭教化，遑論恐怖主義，而且更在不同的公共空間裡出現了一些非宗教現象。[9] 我在當地的一位朋友就指出，這些年開始想領取聖經看的埃及人不斷增加。而且，不少穆斯林年青一代也更願意跟基督徒做真摯的朋友。
起起跌跌的基督徒與穆斯林關係
歷史顯示了極端宗教主義對宗教關係之禍害。在埃及，政治的轉變往往嚴重影響基督徒與穆斯林的關係。2011年後，親穆斯林弟兄會的政權上場，這不單引發了基督徒新一次基於恐懼的逃難移民潮，更讓人民看清楚以宗教治國的危險。因此，很多民眾不再選擇支持弟兄會。此外，目前政府的打壓使埃及社會中宗教的極端聲音大大減少了。現埃及政府立法施政的語調是要塑造一個溫和的伊斯蘭信仰國家。
可是，打壓常常會引發兩個相反的結果──消滅或者復興。由於現時以巴戰爭和環球經濟不穩等情況，越來越多埃及人又再對西方累積大量的負面情緒。換來的，可能會是另一種民族主義和弟兄會主義抬頭。而且，近年來穆斯林弟兄會的意識形態有向東移的趨勢，伊斯蘭極端分子更多在亞洲區如泰國和馬來西亞活躍。這些也是基督教會要多加留意和防範的，我們要意識到伊斯蘭教跟基督教一樣，都是積極「宣教」的宗教。
在一部分穆民朋友看到了他們宗教中政治取向的問題時，我們基督徒可以做些甚麼呢？在宣教人類學上，我們稱這為在宗教文化上的失衡現象。簡單來說，基督徒就是要把握時機，讓穆民朋友找到新的、更好的替代方案。在他們宗教中不能完善地解答這個問題時，基督教中的神在愛中接納世人，人子不是爭權而是要來謙恭服事我們，主耶穌基督就是和平之君……這些真理對他們來說是很吸引的。
盼望我們抓緊這些機會，差遣（或是甘心被差遣）宣教士到穆民當中與主同工，收取主的莊稼。最後，請記得很多穆民朋友已經在我們的地方，他們正在尋找更理想、更自由的生活，只要我們用信心行動跟他們做朋友，這也可以是福音的契機。
[1] 例如，Iran International Newsroom, “Government Study Shows Iranians Less Religious Than Before,” February 24, 2024, https://iranintl.com/en//en/202402245769 (accessed December 4, 2024).
[2] Robert S. Leiken and Steven Brooke, “The Moderate Muslim Brotherhood,” Foreign Affairs (New York, United Kingdom: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Y, April 2007).
[3] Laurence Caromba and Hussein Solomon, “Understanding Egypt’s Muslim Brotherhood,”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17, no. 3 (September 1, 2008): 119, https://doi.org/10.1080/10246029.2008.9627488.
[4] 「下埃及」是埃及的北部地區，包括了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。
[5] Patrick Haenni, “The Reasons for the Muslim Brotherhood’s Failure in Power,” in Egypt’s Revolutions: Politics, Religion, and Social Movements, ed. Bernard Rougier and Stéphane Lacroix (N.Y.: Palgrave Macmillan, 2016), 29–30.
[6] Alaa Al-Din Arafat, The Rise of Islamism in Egypt (Cham, Switzerland: Palgrave Macmillan, 2017), 67, https://doi.org/10.1007/978-3-319-53712-2 (accessed September 1, 2019).
[7] 科普特正教基督徒（Coptic Orthodox Christian）是埃及最大的基督徒群體。
[8] Nevine Kameel, “Pope Tawadros on 30 June 2013 Revolution: Rescuing Egypt From,” Watani (blog), June 30, 2022. https://en.wataninet.com/watani-special-features/egypt-arab-spring/egypt-post-30-june/titlepope-tawadros-on-30-june-2013-revolution-rescuing-egypt-from/39059/ (accessed August 11, 2023).
[9] Alhadath Alyoum TV, “Egyptian Researcher Ahmad Abdou Maher: Young People Are Becoming Atheists Because They Are Faced with Religious Texts That Include Unscientific ‘Facts’ ”, MEMRI, November 16, 2020, https://www.memri.org/tv/egyptian-researcher-maher-young-people-atheists-religious-texts-unscientific-statements (accessed December 4, 2024).
歡迎讀者與我們聯絡交流意見